虽然周培公还没有回来，但是邓名估计明军肯定可以获得崇明岛作为基地。对于邓名放弃镇江等沿江领地，撤退回崇明岛坚守的决定，张煌言显得有点遗憾。
可上次南京会议的时候已经确定了郑成功的下一步战略，闽军将保护台湾侨民，挑战荷兰对东亚贸易线的控制权，一旦郑成功取得胜利，那么邓名、张煌言、郑成功这个同盟就能从海上获得源源不断的财富。当然，郑成功只是打开了局面的一端，如果邓名和张煌言不能保证东南同盟从内地获得货物的渠道，让满清禁海令发挥了效果，那郑成功拿下台湾的意义就会变得非常有限，很可能只是相当于为闽军得到了一块开垦种植的土地而已。
“延平和尚书并为东南支柱，虽然舟山和厦门间隔遥远，和成都更是远隔千山万水，可我以为我们还是要尽力协作，把我们的力量合起来向一处使。”看出张煌言的遗憾后，邓名便努力劝说道：“弘光以来，我朝屡屡受挫，恐怕就是因为将帅各自为政，而被清廷利用；亡羊补牢，犹未晚也，这次张尚书帮延平突破封锁，让延平收复台湾后能够得到最大的战果，而延平实力强劲后，自然会对我们的中兴大业有更好的支持。”
“如果延平能够顺利收复台湾的话。”张煌言轻叹一声，他明白没有郑成功的支援，仅靠舟山军肯定无法长期占据松江、苏州、镇江等地，就算有邓名的支援，也很难顶住清廷的全力反扑。
“我对延平非常有信心，而且苏州等地如果在清廷手中，只要海贸不断，对我们依旧是有很大帮助的，延平那边不用说，就是舟山和崇明也能从走私中收益，充实军力；而如果我们拿下，与清廷重兵对峙，不过是多了一两处可以屯田的府县而已，而且清廷势必会全力回夺，战火不断，我们收入恐怕会很有限。”在邓名看来，郑成功去年的大攻势如果胜利的话，还是有很大的机会的，那样明军就能全取江南，截断漕运。但即使有郑成功和张煌言二十万大军驻扎，也肯定要和清廷倾国来袭的主力苦战，到底能不能在江南长期下去直到清廷放弃也未可知；而现在闽军受损，单靠浙军短期占领一两个朝不保夕的府县意义实在太小：“分则力弱，合则力强。等延平恢复元气后，我们下次再攻南京的时候也不会只想着拿下一、两个府了。”
把明军集中到崇明后，明军控制区要小得多，它和舟山、厦门一样有水域环绕保护，而且只是一个相对偏远的县而已，清廷对明军控制崇明的反应大概会远远小于看到明军重返大陆，北京多半会责成两江总督衙门负责对崇明县的攻守，这样明军保住这个前进基地的把握也就能变得更大。
张煌言认可了邓名的计划，十几年来艰苦卓绝的战斗让舟山军成为了一支非常务实的军队，虽然放弃土地是一件很痛苦的事，但舟山军不久前还难以养活旗下官兵，不会盲目的坚持反攻。
“听说邓提督把一些来投军的士子送走了？”战略确定下来以后，张煌言又问起了他刚听说的一些琐事。
“不错，我军并不打算在江南长驻，没有必要暴露这些士子，这也是我一贯的政策。”第二次进入江南以来，邓名一直安抚地方缙绅，不让他们出来和清廷的地方官争斗：“最近来的这批，虽然不是想举兵助我，但我觉得暂时军中没有适合他们的位置，他们还是潜伏在敌营中更好一些。”
张煌言面露微笑，邓名的解释让他听得微微摇头。
“哈哈，这只是一方面，此外我也不是很信任他们，最近的这些人，如果单纯想投军，何不投奔张尚书的舟山？他们一窝蜂地来找我，我以小人之心度之，觉得他们只是觉得我军最近声势颇壮，好似有席卷江南的意思，若是见到我军退兵说不定又会气馁，既然如此我就先婉拒了。若是他们报国之心不灭的话，等我走后还可以去投崇明嘛。”邓名说着也笑起来。
“邓提督有些刻薄了。”张煌言又轻轻摇头，不过没有再就这个问题继续说下去。
“不是我刻薄，而是确实如此，我听说张尚书上次越过南京，向上游府县挺进时，时人皆以为江南光复在即，不但诸府诸县纷纷反正，士人也如潮水一般涌出来迎接，但他们并没有带着他们的家仆来投军，也没有拿出家中的粮食和银子来补充军需，只是跑到张尚书营地里，讨论该如何来治理地方；简单地说，就是该由谁来取代那些刚刚反正的官员，来执掌地方的权柄。当时延平军力颇强，那些反正的地方官敢怒不敢言，但是心里又怎么会没有担忧？又怎么会尽心尽力和张尚书合作？”
“那些都是些首鼠两端之徒。”张煌言忍不住为江南士人的表现辩解两句：“他们确实不可靠。而且我军目的是光复江南，不是压榨士人缙绅，怎么好逼他们出银出粮？”
“没错，因为延平郡王失利了，所以那些地方官迅速地投降回去了，不过那些官员固然不可靠，难道那些投奔张尚书的士人就不首鼠两端吗？他们难道不是飞也似的逃回家中去了吗？他们不出钱粮，不号召民众，不带着家仆投军，那就对我军毫无帮助。这是延平输了，所以他们的恶果没有现出来，要是延平在南京胜了，他们就会继续和原来的地方官吏争权夺利，那些地方官手中可是真掌握着兵马钱粮的。士人这种投效我军的方法，非但不会增强我军力量，反倒会把实力派推向虏丑一边，延平在南京失利让隐患没有爆发，但并不是不存在。”邓名觉得这些士人还是老老实实在家和明军做生意为好，这样对明军的帮助反倒更大：“下次我们再进军江南的时候，我看干脆就用反正的官员，清廷给他们多少权我们就给多少。”
“这不好。”张煌言立刻表示反对。
“既然张尚书觉得不好，那就事先选好人选，事先把府县的官员人名单都定下来。”邓名猜到张煌言也不会同意他的第一个建议，就以退为进地说道：“捐躯报国的义士很不好找，官还愁没有人愿意当么？若是张尚书觉得人不够，我可以帮忙，我这里有的是想当官的人，两倍的人选也找得出来。”
“唉，邓提督啊，江南的士人也有苦衷。”张煌言似乎还想替江南士人说话：“钢刀加颈，书生不得不低头啊。”
“张尚书，我并非不尊敬士人，不说您，就是您派来帮我的任兄，我也是非常尊敬的，国朝养士三百年，不但可以不纳税，不服徭役，甚至还默许他们接受投充——国际宁可税源受损，宁可徭役缺乏也要让他们生活的好一些，他们没有低头的理由——或者说，如果他们想如同百姓一样低头也可以，不可强求士人各个都是张尚书、延平郡王，但那他们就和百姓一样纳税好了，服徭役好了。如果他们都纳税服役，国家仍然保护不了他们，那他们低头谁也说不出一个不好来。”
在邓名和张煌言讨论的时候，马逢知依旧一如既往地一言不发，倒是任堂忍不住出声支持邓名，去年在池州的时候，地方官听说郑成功战败就倒戈，而前一天还指点江山的池州士人也马上改换门庭，和地方官相安无事，甚至不通报任堂一声，导致池州浙军根本不知道变故已起，被打了个措手不及，要不是邓名他们赶到，任堂等池州浙军谁也别想活命：“邓提督说得不错，不纳税、不出兵、这对我军确实毫无助益。”
结束了和张煌言、马逢知的通气会后，邓名继续忙他手里的那一摊事。
“张尚书实在是个谦谦君子。”刚才张煌言在的时候，任堂还要顾及一些他的感受，现在更是无所顾忌，对两位江南名士也没有表现出什么敬意，而是直呼其名：“钱谦益、黄宗羲的门生、子弟，一点儿也不可靠。”
“哦？”周开荒瞅了任堂一眼，他记得当时邓名不见两位士人的时候，任堂还反对过。
“钱谦益不必提，如果他不是老宗师，还是延平的师尊，估计一句国贼是跑不掉的，”任堂哼了一声：“黄宗羲么，当初张尚书在浙东拥戴鲁王，起义兵抵抗虏丑，他和张岱也跑来当官，官兵屡战不利，张尚书苦苦支撑，誓与虏丑周旋到底，而黄宗羲和张岱见势不妙，立刻就跑回江南，心安理得地剃发了，称国朝亡了，他俩是‘大明遗民’，当时虽然张尚书势单力孤，但国朝还有云贵、两广、福建、湖广、四川的大片国土，怎么就亡了呢？只要忠义之士仍在喋血苦战，国朝就没有亡，可迄今为止黄宗羲和张岱却已经做了十年的‘遗民’了，等大明中兴后，我倒要看看这两位遗民有什么脸来见张尚书，可否还记得当初他们初到浙江时对张尚书说过的豪言壮语。”
“那你怎么会反对提督把人轰走？”周开荒听任堂说完后，大惑不解地问道：“如果老师都是这样的，那他们的弟子岂不是有样学样？”
“这是因为……”任堂扫了邓名一眼：“说不定他们不肖其师，至少以后提督再扯什么‘祖宗之法不可变’和‘事急从权’的时候，会有人帮我说两句话。”
任堂的话让邓名感到有些惊讶，他对明末人物并没有什么研究，所有的印象都来自于书本和网络，在他的记忆力，似乎前世给黄宗羲的评价很高，是反封建反专制的思想家，虽然这看起来这和黄宗羲称颂满清帝王为圣人有些矛盾，不过邓名并没有深入思考过这个问题。
现在邓名不愿意接纳黄宗羲的弟子进入他的军队，只是出于不愿意在军队草创的时候出现思想混乱——就像任堂刚才说的一样，要是邓名再用“祖宗之法不可变”和“事急从权”做挡箭牌的时候，要是跳出来几个士人给任堂帮腔就讨厌了——对此邓名没有丝毫的心理负担，即使是前世的宪政国家，军队也依旧是专制堡垒；此外，邓名还有一些实用上的考虑，暂时这些江南士人无法给明军提供什么实质上的帮助，邓名当然更愿意把利益给他的同志、或是用来和地方实力派交易，而不是白送给士人。
不过看起来任堂对江南士人的怨恨不仅限于此，邓名觉得有必要更深入地了解一下这员大将的理由，就试探着问起他为何对黄宗羲等江南士人如此反感。
“我们有今日之祸，全是江南士人造成的。”任堂对江南士人的感情很矛盾，一方面有属于同一阶级的亲近感，一方面又有坚持抵抗者对失败主义者的蔑视：“当年就为了一个拥立的问题，江南士林和弘光天子闹得势不两立，虏丑南侵之前，江南士林拼命诋毁先帝，唯恐将士、官民不对先帝灰心失望，马首辅保护天子，他们对马首辅也恨之入骨，竭尽造谣诋毁之能事，大敌当前，江南士林却竭尽全力地让天下百姓都深信朝廷君昏臣奸、亡无日矣，这到底是在帮谁的忙呢？其中黄宗羲起的作用更是无与伦比……”
说到这里任堂突然收住了口，因为他想起马士英在鲁王系这边也不受待见，再多说就会连张煌言一派也都牵扯进去了。
“马首辅。”邓名想了一会儿，才意识到任堂说的是马士英，而且用得时敬称：“马首辅不是奸臣吗？”
“马首辅！”听出邓名语气中的疑惑时，任堂顿时又激动起来了，以前他也曾认为马士英够呛，不过任堂既然有以死报国的志气，那么无论是马士英、还是张家玉这样士人就都是他的榜样：“南京城破时，礼部主事黄公不降，多铎就用江南士林的说法劝降他，称先帝昏聩为何他要尽忠，黄公口称‘天子圣明’，多铎又问马首辅如何，黄公称‘忠臣’，多铎反问士人皆称马首辅为奸臣，为何黄公独树一帜？黄公答曰，马首辅保护天子，死战不降，忠臣何疑？而那些口称马首辅为奸臣的，反倒统统投降虏丑了，不是奸臣又是什么？”
说到这里任堂有些疑惑，他听说邓名是福王遗孤，既然如此又怎么会质疑马士英？
“说得不错。”邓名点点头。
讲述到这里时，任堂再一次停下，因为再往后又会涉及到鲁王系、唐王系对马士英这个福王支持者的迫害，仔细计较起来，郑成功和张煌言脸上都会有些难看。
东林复社对马士英最为痛恨，因为他们最担忧的就是福王坐稳帝位，和他们计较当年诽谤、侮辱郑贵妃一事。相比东林造谣谋叛，勾引左良玉配合清军进攻南京，马士英反倒在大敌当前的时候表现的极为克制，三次制止了弘光对东林的挑衅做出反击，力主要和衷共济，不过他最后得到的报答是大规模的武力叛乱。马士英被清军俘虏后大骂不降，被处以剥皮充草的酷刑，而东林得知后人人拍手称快，灭绝人性地笑称马士英这般下场和他“瑶草”这个号正相配。而且有一点任堂并没有对邓名说，当年复社领袖张溥死后，人走茶凉，复社的好友、门生都忙着争夺他留下的政治遗产，正是这个被东林鄙夷的马士英，因为一些浅薄的交情和士人的感情，独自为张溥的后事奔走了一个月，让这位东林领袖能够尸骨还乡、入土为安。
如果邓名想大用江南士人，任堂多半会把这些黑材料拿出来，让长江提督有所了解，不要完全信任他们，但现在邓名已经表现出了对士林明显的轻视，那任堂也就不雪上加雪，免得导致邓名更不把士人放在眼里，让他再也没法获得同盟军。而东林在邓名前世的后续行动，任堂当然不得而知，黄宗羲的弟子万斯同主编明史的时候，仍常常写信给黄宗羲讨论内容，直到那时他们师徒仍唯恐马士英能获得忠义之名，《明史》羞羞答答地提了一笔马士英殉国的事后，马上又长篇大论地称，有野史称马士英是投降满清了的，只是事后又私通隆武才被清廷处死。在正史里大谈野史如何如何，这也算是独一份了，而且这段野史的描述比对马士英死亡的正式记录还详细，还要绘声绘色。
党争这种问题邓名同样是无可奈何，而且在他看来这也不是东林一家的毛病，西营要不是因为同样的问题也不会被清廷打得一败涂地。这次邓名劝说张煌言优先考虑帮助郑成功，就是希望能靠自己的努力把不同派系的明军再次团结起来。
“听说鲁王去了澎湖，张尚书对此颇有些担忧，我们回四川前，我回修书一封给延平，请他把鲁王送还舟山。”邓名觉得即使是为了共同的事业，让张煌言单方面付出也是不太合适的，所以就想设法让郑成功退一步，帮张煌言去掉一个心结。不过直到此刻，邓名对黄宗羲仍抱有一些指望，毕竟前世那个反封建反专制的大思想家这个名头还是很响亮的，现在邓名正处心积虑地想建立国民社会，要是有个理论大师帮忙，那这宣传工作就不用他亲历亲为了：“可惜这次来的只是一个黄先生的弟子，要是黄先生亲身体前来，我倒是很想恭请他去四川开书院。”
四川的书院虽然和传统的大不相同，会是一所大学而不是为官府生产后背官员的培训所，但邓名估计黄宗羲肯定搞不懂里面的文章，说不定会欣然上任，等到了四川那反悔也未必来得及了。
但黄宗羲不知道，任堂同样不知道，现在这个书院的模式仅存于邓名的脑子里，他见邓名居然想让黄宗羲帮他培养后备官员，顿时又是大急：“提督为何对黄宗羲念念不忘？让他留在江南和提督做做生意不好吗？书院祭酒一职，就是交给钱谦益都比给黄宗羲强啊。”
见任堂一副气急败坏的模样，邓名大奇道：“为何不妥？”
“提督想让他教学生什么？教私通鞑虏么？”任堂为了打消邓名的这个念头，也顾不得士林形象：“黄宗羲最近五、六年一直在江南讲学，提督知道他都在讲什么么？直到为何清廷置之不理么？他当初可是参加过义军，被清廷通缉过的啊。”
“黄先生都讲了什么？”邓名确实一无所知。
“他讲大明天子乃是天下之大害！”任堂义愤填膺地说道。
在邓名的前世，黄宗羲的讲学颇受推崇，他从顺治十年左右开始努力讲学，称君为天下的大害，怒斥大明皇帝聚敛无数，搜刮民脂民膏；还讥笑大明天子从洪武开始，就想把国家当做私人财产，锁进箱子里，永世占为己有。
“当年黄宗羲大骂先帝好色无度，抓蛤蟆炼春药，到底对谁有利？现在黄宗羲大骂国朝天子，岂不是为虏丑张目？”任堂质问道：“提督请他做监生贡院的祭酒，到底想让他教什么？”
“他说的其实没错。”邓名听任堂叙述过前因后果，知道正是这些言论给黄宗羲带来了反封建反专制大思想家的头衔，至少邓名觉得黄宗羲对明朝历任天子的指责不是没有道理的，只是剃了头呆在清廷治下这么说未免有踢死狗的嫌疑。见任堂鼓起嘴还要争论，邓名抢先补充了一句：“只是不合时宜。”
“只是不合时宜吗？”任堂厉声问道，虽然邓名是它的长官，但任堂已经忍不住要力斥其非了。
“就是不合时宜。”邓名再次重申道，黄宗羲的行为就好比在抗日战争期间，呆在日占区历数国民党的腐败罪恶，号召学生们看清中华民国的反动本质——中共在解放战争期间同样责备过国民党顽固坚持独裁、反民主、一党专制这些罪行，并号召全国人民起来推翻国民党腐败统治，但中共肯定不会在抗日战争的关键时刻去日占区发出类似号召，因为这些指责虽然没错，但肯定是不合时宜的。
至此邓名已经打消了请黄宗羲去负责四川书院的念头，黄宗羲若是在四川继续这种宣传，那对清廷的帮助说不定比对推广宪政思想还大。
“还是等我光复了中国大半领土之后，再请黄宗羲来讲学吧。”邓名在心里暗暗打定了主意，那个时候再让黄宗羲痛骂封建专制应该就没有大坏处了，现在显然还是太早；而且黄大思想家一边反大明封建的同时，还歌颂清帝是圣人，如果黄大思想家不是出于阿谀逢迎而是真心这样认为的话，邓名知道后果会更不堪设想，那就好比在抗战期间，有知名学者在后方大肆鼓吹日本天皇和大东亚共荣圈一样。
“我这就写给延平郡王的信，等周陪公回来，帮张尚书在崇明站稳脚跟后，我们就回四川。”邓名岔开话题，不再与任堂争论大明天子是不是圣明的问题，帮助闽浙明军同心协力后，邓名知道西南还有一大堆麻烦要处理：“等返回四川后，我要再去一趟昆明。”
“提督要亲自去昆明吗？”听到邓名的这个打算后，周开荒立刻就叫起来。
“提督不会亲自去得，肯定是派一个使者。”任堂不满地瞪了周开荒一眼，事关邓名的安全，他马上也忘记了刚才的争执。
“不，我就是要亲自去一趟昆明，到时候你们接着练兵，不要松懈了，让赵千户陪我走一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