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名让这些押送漕运的人录下口供，每样四份，然后打发他们持着自己和同僚的口供返回各自的驻地。多出来的一份邓名派人送去重庆，在给高明瞻一伙儿人吃红的同时，也向他们证明此次劫持漕运并非邓名毁约，而是押送漕运的官兵监守自盗，明军为了不被栽赃不得不进行自卫。
把这些清军军官遣散后，邓名再次召集川军的军官商量下一步对策。如果邓名能约束住部队不去劫漕船，那自然没有任何问题；可既然大家已经动手了，把粮食和银子都拿到了手里，邓名也就没法还回去了，不然，不但党守素和王光兴以及他们的手下会觉得邓名是白痴，李来亨和刘体纯也未必愿意，就是川军官兵也会不满——这可是上千万两的白银和几百万石粮食啊。
“我们为什么要打下瓜州？”在上尉以上的军官大会上，邓名再次向众人提出这个问题。
“因为当帝国军队闯进一个人的家里，要把看见的人打断了两条腿，然后再问他是不是强盗。如果不是，为什么他要挡在屋里，不让我们进去。”不少军官脱口而出，现在邓名那几句话已经传播开了：“先动手，后提问。”
“等等，我是这么说的吗？”虽然乍一听差不多，但邓名发觉他的话好像遭到了篡改，他说的是回到自己的家里，而不是闯进别人家里。
“提督就是这么说的。”帝国军官们异口同声地答道，所有人脸上都是一副理所当然的表情。
“……好吧。”邓名也不打算在这个问题上纠缠了：“那你们认为帝国军队为什么要立这个规矩呢？”
穆谭举起手，早在邓名做出处理后，他就思考了其中的原因：“当我军发现可疑情况时，唯一正确的反应就是反击，而不是思考我们是不是误会了，否则就可能遭到突袭，导致我军处于不利境地。而如果提督处罚、或是没有赞扬武少校和姜少校的反应，那下次遇到类似情况时，军官就可能陷入犹豫，担心又是一场误会——即使前面一百次都是误会，下一次遇到突然的情况还是应该先开枪后提问，否则就是对帝国军队不负责。”
“说得很好。”邓名觉得自己没有什么需要补充的了，正像穆谭说的一样，既然冲突已经爆发了，那邓名就要支持部下把这仗彻底打赢了：“漕船已经不可能还回去了，那干脆就打到底，把林启龙彻底打服；如果半途而废，那就是请求清军宽恕我们的误会，而现在则是清军制造了误会，我们宽恕了他们。”
不过既然漕运断绝，就说明周培公对邓名的围剿已经宣告失败，东南的情况即将失控，山东的清军不太可能坐视。
“清军渡过长江的可能性很小，不过如果让他们沿着运河进入扬州周围，他们就可以洗劫北岸，在把江北都抢光前，清军不会因为补给问题而退兵。而我们则要保卫长江——保卫蒋国柱的领地！我军会被牵制在江南，还不敢说蒋国柱、张朝会不会在我们与江北清军对峙的时候背后捅我们一刀。”邓名感觉唯一的办法就是按照原计划沿着运河北上淮安，御清军于境外，不让清军进入富饶地区。
“但这是用我们的兵马保卫蒋国柱的领地。”赵天霸认为明军并不畏惧这样一场战斗，以川军的现有实力，可以与山东的清军中央部队正面抗衡，但他感觉这是为东南督抚们火中取栗：“没有长江阻隔，战斗肯定会激烈，如果我们损失很大的话，东南这几个督抚又会生出别样的心思。”
邓名承认赵天霸说的有理，眼下的情况让他有一种熟悉感，军官会议讨论了半天，一时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散会后，邓名才意识到，他面对的情况和巩焴叙述的李自成进京的情况似乎有些相似。东南督抚就是首鼠两端的降军，而明军扮演的角色类似当年的顺军：不战而退可能会导致威信受到严重下挫，担心东南会重新倒向清廷；而如果和清军进行主力交战，又担心嫡系损失惨重，控制不住这些督抚。
“不知道这里面会不会又有个吴三桂一样的人物。”邓名苦思再三，也拿不出特别好的办法来，他很希望能够驱使东南地方部队去和满清的中央部队交战，而明军能够作为观战的第三方。不过首先是东南方面未必肯公开倒戈，其次就算蒋国柱、梁化凤派兵助战，邓名也担心重蹈李自成在山海关的覆辙：“怎么才能让这些督抚真心实意地全力阻止清廷中央部队进入东南呢？”
明军主力从镇江移师瓜州，同时邓名传檄四方，向江北官府和缙绅说明来意，让他们不必紧张。
看到邓名的檄文后，李来亨皱眉想了想，其中有一段称劫夺漕运并非明军本意，只是因为清军监守自盗所以才不得不出手，称这事处理稳妥后明军就走，让心向明朝的义士不要忙着起义。虽然邓名说的是事实，不过李来亨感到似乎有哪里不太对：“好像我们这仗打得有点别扭。”
“虎帅刚刚有这种感觉吗？”党守素大叫一声。此番出兵后，他就觉得没有不别扭的地方，完全颠覆了他对战争的理解。
“嗯，确实才反应过来。”李来亨大笑起来：“和提督合作的次数多了，已经对反常的事习以为常了，你别着急，几年后你也会见怪不怪了。”
……
邓名的檄文被抄送到山东后，杰书看了一半就投掷于地：“这种挑拨离间未免也太拙劣了，他以为我们会信吗？”
漕运被明军劫夺了，但明军檄文里还装出一副很委屈的模样，好像他们是逼不得已。李国英捡起来仔细看了一遍，和邓名做了几年邻居后，他倒觉得邓名未必是在撒谎，如果这檄文上是邓名的真心话的话，那东南的情况似乎比他想象得还要复杂。
听说此事后，遏必隆也赶来杰书营中，和康亲王一样，遏必隆完全看不懂邓名在说什么。努力看了好几次都宣告失败，理解不了对方想表达的意思，辅政大臣终于也和康亲王一样勃然大怒：“这么前言不搭后语的檄文，邓贼势必成为天下人的笑柄！”
见康亲王和辅政大臣都认为邓名的檄文无法理解，李国英也就不再多说什么了。现在江南的局面明显已经失控，几乎没用多少时间，杰书和遏必隆就做出决定，立刻集结主力向扬州方向进发。如果邓名尝试围攻南京的话，那他势必要收缩兵力在南京城周围，这样清军就可能在漫长的江道上找到一个地点，渡过天堑支援南京。
而北京在收到转送的檄文和漕运被截断的报告后，同样对邓名的声明感到莫名其妙——明军千方百计维持清廷的漕运，这么荒唐的事情连三岁小孩都欺骗不了吧？
但南京看到檄文后的反应和北京却完全不同。听说瓜州发生战斗后，蒋国柱和梁化凤首先是不信，很难想象邓名会主动违反和大伙儿的协议。早在檄文传到山东之前，邓名的通报就送到了南京，前后脚回来的还有一脸丧气的南京漕运押送官。看过手下带回来的几份口供后，蒋国柱对梁化凤点点头：“果然不出本官所料，瓜州事变保国公也是迫不得已。”
消息传到南昌、武昌时，张长庚和张朝的反应和蒋国柱差不多，都觉得邓名确实有不得已之处。
这三处的漕运押送官都说他们劫点漕银是为了孝敬督抚，缓解一下顶头上司的燃眉之急，只是林启龙策划失误，所以才招致明军误会干涉。
不过邓名也不是不通情达理之人，他答应拿出总计一百二十万两的白银给购买债券的人吃红，此次事变的罪魁祸首林启龙就分到了二十万两——漕运总督手下没有什么兵马，没法搞大肆摊派，所以现在债券都还在他手里。虽然银子不是很多，不过总算是看到回头钱了。
最高兴的就是最迟收到消息的重庆，当通报和给他们的红利送到时，高明瞻一伙儿弹冠相庆：“真不愧是邓提督，就是言出必行。”
南京、南昌、武昌三处可不像重庆那样高兴，这三位督抚持有的债券最多，分红也是他们拿得最多，但他们手下的将领或多或少也都能得到点银子，这让他们都嗅到了一丝危险的味道。
最早收到分红的是蒋国柱，邓名表示漕银已经分了，所以他没法还了，不过若是蒋国柱肯自掏腰包再送一次的话，他可以放第二批漕船安全通过。蒋国柱当然不会当这种冤大头，而且邓名的分配方式他一点儿也不喜欢，蒋国柱更希望邓名直接把银子给他，由他来负责分配手下。
当然，蒋国柱不敢把邓名分给他手下的银子要回来——邓名给钱，两江总督摊派了债券还要把分红收上去，那江南的军队肯定会离心离德了。不过，听任邓名这样给两江部队发钱，那蒋国柱担心自己的人马会被邓名收买过去了。
“早知道就不把债券当做折钞发下去了。”蒋国柱感觉债券可能成为他堡垒上的空隙，给邓名渗透他军队的机会。不过若是不摊派债券，蒋国柱又感到经济上可能会坚持不住：“嗯，奏销案和明史案我都准备得差不多了，哭庙案也可以翻案，只是我要小心点，事先和邓名沟通一下。等我捞到这笔钱后，就把债券的摊派停了，不能给保国公提供一个收买我的军队的借口。”
想了一下，蒋国柱决定还是再等等，一旦山东的中央部队南下，邓名肯定要对自己更加客气，这样蒋国柱也不用怕邓名借机敲诈勒索，只要抓住时机达成协议，蒋国柱对邓名的信用还是有信心的。
这次邓名煞费苦心地解释瓜州事变，更让蒋国柱意识到对方对信用极为重视，生怕东南督抚怀疑他主动毁约。
和南京不同，武昌可没有什么文字狱的打算，但张长庚对军队的重视程度不在蒋国柱之下，所以他也陷入两难困境。没有横财可发的张长庚不能不把债券当做折钞发下去，但这样邓名就可以名正言顺地给湖广的绿营将领发银子，张长庚如果公开阻止的话，得罪的人就海了去了；如果私下沟通的话，邓名就算答应不发银子了，但只要对湖广绿营透露一下，说这是因为张长庚的要求，那就会让湖广总督成为众人怨恨的对象。
想了很久张长庚也拿不出两全其美的办法来，最后只能再次祭出法宝——那就是写信给剿邓总理周培公，责成他替张长庚分忧，在不加剧武昌经济负担的情况下，堵住这个可以被邓名利用的缺口。
在蒋国柱担忧邓名渗透他的军队的时候，邓名同样暗暗为东南督抚实行的债券摊派而头疼。瓜州一战明军缴获极丰，刨除分给盟军的战利品和国债特别的花红，川军也能拿到三、四百万两的银子。
“提督，我们大丰收啊。”
穆谭带着几个银行家在完成清点后，兴冲冲地跑来向邓名汇报时，邓名的兴致明显不是很高。
邓名并没有立刻询问川军所得银两的具体数字，而是说道：“不论我们拿到了多少，都比我们预想的少了一百二十万两。”
这个回答让穆谭和银行家们愣了一下，接着他们才意识到邓名指的就是那百分之十的债券特别分红：“提督不想给他们这笔红利吗？”
“我当然不想给，别说银子了，我连欠条都不想还。”邓名伤心地说道。明军得到的银子虽然不少，但代价就是要在没有完全准备好的时候应战满清的中央军，不仅不是按照明军选定的时间，甚至连战场都不是明军确定的：“蒋国柱他们把我们的国债摊派下去了，如果只有他们几个督抚的话，我有很多办法对付他们，让他们心甘情愿地不要我还钱；可现在几乎所有绿营的中层将领手里都有债券，如今满清依旧势力庞大，我们不能一下子把所有人都得罪光。”
以前邓名又是优待俘虏，又是发放遣散费，就是为了让绿营生不出死斗的决心来，这样不但明军更安全，而且东南督抚和邓名谈判的时候也更加没有底气。严格说起来，邓名给绿营的各种优待可以视为一种投资，当他们失去斗志后，邓名就可以从东南的督抚们身上收回成本。
但督抚摊派债券这件事把邓名的如意算盘搅黄了，从王晗的表现看，现在绿营将领对邓名已经有怨恨了，如果将来不还钱的话，东南四省的绿营将领十有八九会把邓名恨之入骨。这些人如果重新燃起了对明军的斗志，不但会白白便宜了北京，也能让蒋国柱他们的腰杆变得更硬。
“如果我们不还钱，过去几年的心血就可能白费，而如果还钱——那可是上千万两的银子啊，有这点钱我们干什么不好？”为了稍微缓解一下绿营将士们的敌意，邓名忍痛发了这次特别分红：“等到山东清军沿着运河来了之后，要是绿营将领又要求分红，我给还是不给他们？若是一年后到期了，清军又威胁东南了，我们该不该如数还钱？就算我想还，那个时候银子用来购买武器都嫌不够，哪里还能用来偿还债券呢？”
在等待山东清军消息的时候，邓名就和银行家们研究对策。幸好邓名有很多现成的例子可学，他所知道的帝国主义强盗可不止大英帝国一家。
整场瓜州事变，身在明军营中的张岱看了个满眼，在尘埃落定后，张岱再次找到张煌言，开门见山地告诉对方：“老夫决定了，举族搬去四川。”
张煌言一时都没反应过来，就在几天前，张岱还在大谈他年事已高，经不起颠沛流离，害怕客死异乡，没想到一场闹剧般的战斗过去，张岱的态度居然有了这么大的改变。
“这位邓国公不是喜欢以汉高自居么？”张岱露出一个微笑：“张尚书知道这次瓜州之争让老夫联想起汉太祖的什么事迹来了吗？”
不等张煌言提问，张岱就自问自答道：“就是韩信的灭齐之战，老夫觉得邓国公这次肯定是在仿效汉太祖事后的处置。”
经张岱一提醒，张煌言也恍然大悟，略一回忆后，深为赞同地点点头。
楚汉相争时，汉太祖刘邦遣使劝说齐国与大汉同盟，共同对付楚国。齐王恨项王入骨，欣然同意了和大汉结盟；而项羽反击的手段就是派不世出的说客前往韩信处，说服韩信背盟偷袭齐王，而韩信也确实如项王希望的那样，利令智昏地发起了对齐国的进攻。
本来齐、汉之间无冤无仇，而齐、楚之间有深仇大恨，如果韩信不背盟的话，腹背受敌的楚国估计连垓下之战都坚持不到。但汉军的偷袭使得形势一夜逆转，而项王也在第一时间派出龙且率领大军支援齐国，保证齐国不会在汉军的压力下投降，把几乎已经成为定局的齐、汉同盟变成了楚国主导的楚、齐同盟。
汉太祖得知事变后，并没有处罚、责备韩信，也没有向齐国解释，而是下令北方诸军悉数东进，支援韩信伐齐。为此，汉太祖宁可让身边的兵力空虚也要支援韩信，苦苦支撑韩信的主力，直到韩信击溃了齐、楚联军的主力，斩杀了龙且。固然，如果韩信不出兵，汉军不能如此轻易地赢得潍水之捷；可是如果没有汉太祖的倾力支持，韩信又凭什么和齐、楚联军决战？
刘邦当时面临的问题是，汉、齐同盟已经不可能实现了，就是立刻勒令韩信退兵，第一未必能够成功，第二即使成功，经过这次毁约，齐国也不会再信任刘邦了。而刘邦迅速做出了正确的选择，那就是全力支援韩信，一不做、二不休，利用韩信偷袭成功的优势，把已经不可能拉拢到手的齐国灭了，才是对汉军最有利的。刘邦的全力支援不但帮助韩信取得了胜利，而且也避免了让韩信独占齐国：在田氏齐国灭亡后，项羽再次派使者去劝说韩信占领的齐国解除和汉军的同盟，转而与楚国同盟。不过韩信再三考虑后拒绝了项羽的要求，一方面是刘邦封韩信为齐王以安其心，另一方面就是有大批刘邦的亲信部将跟着韩信一起进入了齐国，让韩信独立的风险过大。
“相比汉太祖的手段，保国公当然还是太嫩了，不过取法乎上仅得乎中，懂得去学汉太祖的英雄之器就好，保国公比汉太祖年轻了三十岁呢。”瓜州之战虽然短暂，可是张岱因为人在邓名军中，对内情知之甚详，也因此对邓名增添了不少信心出来。张岱觉得保国公锐意革新，若是能借此大劫之时割除旧弊，那就相当于光武中兴，下次劫难又在三百年之后：“今日的四川就相当于光武的河内，日后大明必能中兴。老夫就算不能在有生之日返回江南，日后也必定能随着王师而叶落归根。”
张岱告辞了邓名和张煌言，乘船向四川进发后，周培公带着武昌、南昌的殷切希望赶到了邓名军中，一开口就提到了债券补偿问题。不但南昌、武昌、南京的督抚都不愿意看到邓名直接给他们的手下发银子，就是安庆（长江剿邓总理衙门所在地）对此也心存提防。周培公希望看到邓名强大，但同样希望能控制自己手下的军队。若是邓名能越过周培公直接操纵剿邓总理衙门的官吏和军队的话，那周培公觉得自己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人。
现在长江剿邓总队正在筹建中，周培公打算借着这个督抚们齐心反对的机会，预先阻止邓名完全控制剿邓总队的可能——周培公不反对邓名渗透他的军队，因为他需要邓名的势力来制衡督抚在剿邓总队中的势力，不过他不能让邓名的势力占据压倒性的优势，就像周培公不能容忍某个督抚彻底操控剿邓总队一样。
听明白对方的来意后，邓名立刻就表示这很好办，他不会干涉督抚自行赎买他们部下手中的债券，如同他不会干涉督抚们的摊派一样。但周培公表示这不可能，督抚没有这笔银子，他们的银子都被邓名强迫购买成了大明战争国债。
“是不是湖广总督、江西巡抚要我声明，以后补偿银子只能发给他们，而不能自行发给他们的手下呢？”邓名立刻表示他也愿意进行这样的合作，这样对邓名的好处很大，以后就不用担心绿营的怨恨而发特别分红了，还能把黑锅扣到督抚们的头上去，声称是他们从中克扣。
“不行。”周培公再次摇头。督抚们希望邓名承担下这个责任，也就是说，明面上是督抚要求邓名直接给绿营发银子，但因为邓名嫌麻烦，所以一定要督抚代为处理，而且邓名无论是否有分红，都必须保密——这样督抚就不会得罪绿营，也不用担心邓名继续收买他们手下的军官。
这个条件督抚估计邓名不会白白同意，所以让周培公来谈判具体条款，询问邓名究竟愿意接受什么补偿来达成这个协议。
不得不承认，督抚和周培公都是很聪明的人，他们迅速地看到了危险所在，而且利用邓名受到满清中央军威胁的时机来迅速消除它。这个时候邓名可能满足督抚们的要求，也不能提出太苛刻的条款——督抚们本应该达成他们的愿望，如果他们面对的不是一个外星人的话。
“诸君的担忧我很理解。”邓名点点头，他也猜到督抚们不可能往明摆着的坑里跳，所以他早就和银行家们进行了讨论，指导这些金融巨子设计了一个更隐蔽的圈套。
“这位工业银行的于老板，周布政使早就见过了。”邓名把银行家们找来，把他们逐个介绍给周培公认识。
“以后大明国债的发行对象就是总督衙门和巡抚衙门，利息、分红我也会统一返还给督抚衙门，不过我不能来唱这个黑脸。”邓名首先宣布了他的底线，然后拿出了他的解决方案：“不过四川的这些银行家们会帮助总督、巡抚们把流失出去的债券都赎买回来。”
“哦？”周培公有些惊奇地问道：“诸位老板打算提供银子么？”
“不，我们没有银子。”于佑明答道，银子是硬通货，不可能返还给督抚们：“我们会帮助督抚们发行一种欠条，用这种欠条来赎回债券。”
“也是纸印的吗？”周培公有些担忧地说道：“湖广、两江都是刁民，可不像四川同秀才那么深明大义，他们未必肯接受纸条来换国公的债券。”
“国公的债券不也是纸的吗？”冯子铭反问道。
“但那是国公的债券。”周培公在心里说，邓名的信用比督抚们好得多，而且这信用还有强大的长江舰队给撑腰。
“可是这个欠条同样是和国公的债券挂钩的。”于佑明认真地解释起来：“各省的督抚每购买一元的大明国债，就发行等额的湖广或是两江的欠条，既然国公的债券是用银子担保的，那债券就相当于真金白银，而湖广和两江的欠条是国公的债券担保的，当然也是真金白银……以后就把这种两江和湖广欠条当做折钞发下去……”
严格说起来，邓名的这个安排也不算是针对督抚们的圈套，因为督抚最关心的不是债券的返还，而是军心和百姓不要被邓名收买去了，而邓名根本就不想还钱。
因此以大明债券为抵押，湖广和两江自行发行内部流行的欠条是一种东南督抚和四川的共赢，是一种两全其美之道。邓名得到了硬通货和无抵押贷款，可以用来在长江流域购买各种物资，而督抚向邓名证明自己的用处，让四川更便利地从东南汲取财富，还在四川为自己存了一大笔财富作为退路。
“这次林总督应得的分红二十万两白银，他愿意存在四川的银行中，不过他听说只有拥有四川同秀才身份的人才能得到政府的完全赔偿保证。”周培公很快就答应了邓名的要求，原则上同意了以大明债券为抵押发行欠条的构想，随后他又代漕运总督提出一个私人问题：“是不是这样？”
“是的。”邓名坦率地答道：“如果林总督与帝国政府交战，那我们就可以查封他的存款。”
“嗯，果然如此，我还听说，四川取消了株连制。”周培公又问道。
“是的。”邓名点点头，因为四川的移民来自五湖四海，难说谁家的亲戚不在清廷或清军中效力，所以取消株连势在必行：“父子、兄弟不相连。”
“那好，林总督有个要求，那就是他的一个儿子想要全家去四川，这二十万两白银要存在他这个儿子的名下，但需要邓提督给林公子一个同秀才的身份。否则，这些银子还是运去扬州吧，林总督宁可运回老家埋起来。”
“包在我身上。”邓名向周培公伸出了手：“我立刻责成院会研究具体的条款，怎样用投资获得同秀才的身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