甄俨，简雍，韩浩，尹达，阮瑀。
刘备最终选定的组织的五个主要负责人就此落实，“五虎上将”就此到位。
而他自己自然是担当组织的首脑、领袖，负责对整个组织的大政方针进行把控。
大概的人选落实之后，刘备一边写信给简雍让他赶快来雒阳，一边在正式出任尚书仆射左丞前的一天把他选定的组织核心成员三十人全部召集，开会。
会议上，他宣布了该组织的正式名称和下属五个办事部门，以及每个办事部门的负责人。
他将五个部门分别命名为财事司，人事司，干事司，后勤司，宣传司，然后确定了甄俨、简雍、韩浩、尹达、阮瑀五个人的负责职位。
除了这五个人之外，还有剩下二十五人，被刘备平均分配到了五个司当中，作为他们的办事副手，一个组织的架子就搭建起来了。
这三十人是刘备在自己认识的人当中精挑细选出来的具备一定才能的人，身份背景并不是最重要的，才能很重要。
当然，仅仅三十个人是不够的，这三十个人是首批核心成员，是刘备搭建这个组织的骨骼和大脑。
另外，刘备在这几天还亲自走访、召集了三百多人来单独谈话或者集体谈话，这些人都是之前和他走得很近而且对他非常崇拜、对他的“逆袭理念”非常认可的人。
这三百多人被他认定是组织的备选成员，在刘备说出自己要建立隶属于古文学派的由他担当组织首脑的庶务部的时候，这些年轻并且没什么太多门路的边缘士子们纷纷表示了很感兴趣。
而当刘备表示想要招揽他们加入组织的时候，他们无一例外表达了愿意加入这个组织的意向，表示非常愿意跟随刘备办事，以刘备的目标为目标。
这是在刘备的意料之中的。
正如古文学派上层大佬们所认定的那样，古文学派的大多数人出身自外地地主豪强，来自天南海北，中原、荆楚、江东、川蜀，还有少部分关西人。
他们从来就不是雒阳朝廷政治主力派系眼中的自己人，能算外人都是看在他们出身豪强的份儿上，不然干脆就不是人，是生产资料。
他们好歹还能混个“人”的身份，已经站在大汉五千多万人口的上层了，尽管如此，留给他们的上升渠道也是狭窄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几乎能算是没有。
他们大多数人在太学复兴运动前后来到雒阳城，求学于太学，或许能学到什么东西，但是学到之后，却没有能够应用学识的平台。
今文学派掌握的资源多，但是不会放出来给他们，古文学派愿意分润一些出来，但是掌握的资源太少了，不够。
所以勉强混个太学生的身份之后，大部分人就此回到家乡。
这些人里头是有穷人的，生活贫困的人是有的，一般是出身地方大族内部的贫困家庭，能来雒阳是因为学识得到了族中富人的赏识，从而受到资助。
还有一些直接就是富家子弟。
真正意义上的穷人是根本来不了雒阳的。
所以就算没有前途，他们也能回到家乡继续做自己的豪强，或者混个地方上的小吏，过着剥削佃户和奴仆的枯燥生活，仅此而已。
能留在雒阳城的那是少数，而能够做官的，则是少数中的少数，而像刘备这样的逆袭者，仅此一家，别无分店。
所以他们根本谈不上有什么前途，基本上就是来太学碰碰运气，运气不行，就回家了，只当来雒阳感受一下国际都市的氛围。
可是当一个机会摆在他们面前的时候，还是他们最崇拜最信任的那个人亲自介绍这个机会的时候，他们并不会有什么太多的想法。
加入，一定加入，为什么不加入？
不加入就要回家继承万贯家财去过枯燥无味的生活，天天剥削剩余价值或者欺男霸女，那样的生活不是他们想要的生活！
能和刘备走得比较近的人，在刘备看来，都是有点才能的人。
或者会说话，或者会办事，或者会读书，总有些闪光点，足以胜任一些官职，奈何能胜任官职的人太多，官职却只有一个。
很多很多的人才在这个过程中没有被发掘，就消失在了历史长河之中，他们不是没有才能，只是没有运气。
而刘备的出现，给了他们一个机会。
尽管这个机会并不正式，也不官方，但是，这一样是一个别人求都求不来的机会。
而且他们加入这个组织为刘备和古文学派办事也不是全心全意的付出而没有收获。
刘备也向他们许诺，并且在一定程度上画大饼，给他们看得见的预期收入。
指望这些人长期办事并且办好事，除了精神上的激励之外，也要有实打实的利益给到他们，不能亏待他们。
所以刘备在先期就给他们制定了一系列的福利待遇。
加入组织为组织办事，是有工资可以拿的，虽然一开始不多，但是至少也有的拿。
这对于富家子弟意义不是很大，但是对那些家族内有富人、但是自己的家庭却很贫穷的士子来说，意义是很大的，甚至对他们来说也能算某种意义上的救赎。
寄人篱下的滋味不好受的，对一个有自尊的人来说更是如此。
所以刘备规定的组织成员每个月都能拿到的工资虽然不多，对于他们当中相当一部分人来说，却是他们得以在雒阳安身立命的重要依仗。
刘备根据他们在组织中担任的职位和在组织中任职的时间规定工资，职位越高、工作时间越长，就可以拿到越高的工资。
另外还有奖金和罚款机制，细则不少，都是刘备在涿县自己家里制定了用来管理工匠和佃农的，效果不错，直接就拿来用了。
另外，除了工资，刘备还给组织成员设计了“福利房”的福利制度。
和万恶的现代房地产现状差不多，历朝历代，偏远地方且不说，但是天子脚下的京城绝对是房价最高也最难定居的地方。
很多历史上鼎鼎大名的人物在他们所在时代的国家首都都是租房居住的，哪怕做了官，看上去超然于社会，但其实也是要租房居住的。
个中艰辛只有他们自己知道。
有的牛逼人物在政治上或者文化上很有些建树，但就是终其一生都没有混到一套首都房产，很没有排面。
比如白居易，大诗人，朝廷官员，才华横溢，他第一次去长安的时候是十五岁，等到人生第一次在长安城买房子的时候，他已经是五十岁了。
而且那还是一所地段不怎么好的小房子，他很不满意，写诗抱怨，那首诗还流传了下来，让后人知道白居易对自己买的老破小是多么不爽。
等到他终于第一次在东都洛阳城买了好地段的宽敞舒适的大房子居住，已经是他五十七岁的时候了，他亦终老于此。
居易居易，居大不易！
白居易时期的长安城已经不是盛唐最盛时期的长安成了，尚且房价高到这个地步，可见古人买房亦是一件糟心事。
东汉时期的雒阳城也没有脱离这个规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