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廷的官员们没几个知道工巧研究院的存在，所以也不知道刘备到底是怎么弄出来那么精巧的技术，不过这并不妨碍他们对此感到震惊。
并且他们之中的聪明人很快就意识到了这个技术的出现会给大汉带来什么样的改变。
总而言之，就是读书学习的成本会大幅度地降低，并且很难再受到人为的阻碍，每个人都能学习都能读书恐怕是大概率事件，再想人为垄断某些知识的话，需要付出不少的代价。
总之，印刷术出现之后，家法传承这种东西是彻底没有指望了。
最后三个阀阅家族在刘备的要求下被自愿的选择了自我终结之路以后，也不会再有新的阀阅家族诞生。
历史的大变局居然就按么猝不及防的出现了，这让有些人怀疑这一切是不是刘备早就准备好了，只是等待他成功登基成为皇帝之后，再把这些东西给放出来，用以巩固帝位。
这些技术对于那些身居高位的人来说当然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东西，他们本身也可以轻松拥有大量书籍阅读的权限，所以这些技术的进步对他们来说反而不是什么好事。
但是这样的人到底是少数。
对于绝大部分没有足够书籍的人来说，这些技术的出现和足量书籍的供给足以让他们对刘备感恩戴德，向他效忠，为他办事。
他改变了他们的命运。
他们会成为他最忠实的支持者，这会极大的巩固他的皇帝身份和权力基础。
一条从未出现过的道路被刘备打通了，放在他们面前，只要他们愿意走，就能走上去。
满朝上下了解到这个事情之后，但凡对这个技术有所需求的人，都是或明或暗的表示对这个技术的向往，和对刘备的感恩之情。
而对此无感的人也震惊于这个技术的突破性，以及这个技术可能带来的整个汉帝国局势的重新塑造。
不过他们也差不多习惯了，刘备成为统治者以后，总是会给汉帝国带来许许多多的变化，这要是不能习惯的话，还怎么在他的统治下继续生活？
朝廷的震动刘备完全不在乎，局面已经被他彻底控制住，接下来他要做的大事只有一件，那就是彻底的度田，完成这一波应该到来的财富的再分配。
而在此之前，他还想把自己的基础打得更牢固一些，把敌人更多的削弱一些，所以他亲自上阵，加入到了五经正义编撰组织中，和郑玄一起参与到编撰的工作之中。
然后他亲自公布了自己设计的标点符号，把具体的意思告知编撰组，让他们融会贯通，然后对于儒家经典文章开始进行断句和示意。
整个工作中，大体上是遵照郑玄的意思来的，郑玄如何断句，他们就如何断句，郑玄怎么解释，他们就怎么解释。
郑玄是如今天下经学体系的天字第一号招牌，有这个招牌，就能用最快的速度让标点符号成为人们所相信的东西。
用郑玄的名声替标点符号背书，效果是很不错的。
而当断句工作出现了一些明显的争议的时候，郑玄其实也挺聪明的，他会把这些明显的争议拿出来一部分，送到刘备面前，让刘备亲自决断。
就和当年的白虎观会议一样。
每到这个时候，刘备都会笑眯眯地看着郑玄，告诉他这个事情让郑玄自己决定就可以。
郑玄却回答说——
“当年孝章皇帝也曾亲自决断争议，天子亲自决断的争议，不会再有争议，臣不过是臣子，威望再高，也会有人质疑，天子则不然。”
这话说的刘备就很开心，于是以自己的儒学功底，对那些有争议的部分进行了自己的决断，亲自决定标点符号的使用，然后对断句做出释义。
怎么符合他的心情就怎么来。
这就体现出君主专制下的一点东西了。
管你古代先贤是怎么考虑的，管你是什么本意？
只要天子说了，那就是对的，天子说的，就是圣贤的意思。
他们今日所学的东西，是当年汉章帝决断的，而未来的人们所学的，又是今日刘备所决断的。
郑玄是一个学者，但是他也是一个聪明人，随着年龄越发增加，好像也越来越聪明了。
刘备很高兴。
到建安五年十二月底的时候，《五经正义》的工程已经完成了一半多，其他各项事务也稳步推进，官员们上手操作事务也越来越熟练，对于新体制已经没什么生疏的感觉了。
在这个基础之上，刘备身上的担子轻了不少，在繁重的工作之中，他得以喘息，甚至还有了一点时间可以去太学还有司隶学府给学生们亲自授课、发表演说。
对于教育的事情，他始终抓得很紧，始终不曾有什么放松的，而且在教育模式上，他也提前进行了改革，所以当前的学府内所教学的东西也并非都是儒家那一套。
更多的还是怀着一些实用主义的意思在里面，教授一些做小官小吏可能用到的东西，这对于学生们来说是相当实用的。
不过对于大汉第三帝国到底要用什么作为治国指导思想，在《嘉德通义》完成之前，是不会有人明确了解的。
刘备曾思考过要采用什么学说来作为指导思想，但是思来想去也没有决定。
他派人去体察民情，了解民间舆论，发现民间读书人们的思想也相对混乱。
支持古文学派儒学的和支持原教旨道家学说的是大部分，差不多占了百分之八十左右，还有百分之十是其他诸子百家的余孽，最后剩下百分之十则是一些奇奇怪怪的牛鬼蛇神。
甚至还有主张和刘备完全背离，想让大家一起跳大神来解决一切问题的脑残。
对这种思想，刘备嗤之以鼻。
所以说自今文学派和古文学派保守派被刘备物理消灭之后，大汉的思想界就没有稳定过，眼下这个思想界的情况，处于一个完全能被刘备左右的情况。
不管是古文学派的儒家思想还是尚在民间没有登堂入室的道家思想，那都是刘备说了算的。
所以主持编撰《嘉德通义》的阮瑀也多次询问刘备，到底是以儒学为主，还是以道家学说为主，是继续仁的思想，还是回归黄老之术的道路？
刘备纠结了很久，决定谁都不为主，他决定兼采众长，不从统治的角度去想，而从社会发展和进步的角度去思考。
就当前这个中央思想界处于权威真空的状态之下，他决定什么，什么就能成为大汉的治国思想，既然如此，何必囿于一家一姓之学说呢？
刘备决定亲自参与到《嘉德通义》的编撰当中，深度介入，对其中很多的内容进行亲自的把关和修改。
儒家的宽仁，道家的因循，墨家的兼爱，法家的严明，纵横家的机变外交，这些，他都想要采纳、融合。
只从统治的角度思考，自然会选择最适合统治的学说，但是如果换一个角度思考，就能得出全然不同的结论。
大唐不也是儒释道三家并行吗？
虽然最后也崩了就是。
但是在这个档口，刘备有太多太多的可操作空间了。
于是在建安五年的十二月底，在贞观元年年节之前，刘备明发上谕，昭告天下，决定变法。
因为对古文学派和今文学派的学说都有很深刻的理解，并且他本人同时遭到了古文学派和今文学派的背刺，所以他深刻的认识到了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的不足之处。
这种话让别人来说会显得苍白无力，但是让刘备来说，只会让人们感到信服，无话可说。
因为他真的是被今文学派和古文学派一起针对、背刺过的倒霉蛋，这是天下人都知道的事情。
所以他来说这两个学派的不足之处，更有一种苦主在控诉的感觉。
苦主都控诉了，还有什么不可以的。
更别说人苦主还是皇帝了。
刘备就用这种优势身份，对天下人控诉儒家学说的不足。
那一字一句都是斑斑血泪。
他说他遭到背刺之后，深刻的认识到了只是靠教化是无法使人心向善的，掌握了经学传承的人尚且会做出卑鄙无耻的坏事，起不到表率作用，又怎么能要求学子们去做道德楷模呢？
自己做不到，还让别人去做，这样卑鄙无耻的事情一再发生，还是发生在第二帝国的上层，这让刘备感到痛心疾首。
这样的事情一再发生，充分证明了儒学治国的局限之处。
正好他也放弃了《左氏春秋》的传承，放弃了儒学的传承，那么就从此刻开始，停止以儒家学说单独作为国家指导思想。
自董仲舒以来大汉朝廷近三百年的独尊儒术的思想格局，就此画上句号。
之所以不是废弃，而是取消单独的资格，主要也是因为儒学当中有很多值得采纳的东西。
儒家学说中的宽仁之道与重视教育的内容，是其他学派所不具备的。
只是单纯的采用儒学治国，片面强调仁德而忽视了其他重要的东西，才会让儒家学说的缺点被无限放大，这不是先人想要的结果。
所以，他决定博采众长，兼听各家学说的优秀之处，全部采纳，重新打造一个全新的指导思想体系，用以取代单一的儒家思想指导体系。
至于采用什么其他的学说来进行补强，刘备则认为没有规定，什么学说的什么内容合适，就应该拿进来补强，所有好的东西都应该拿过来，而不应该囿于学派、门户之见而对优秀的内容视而不见。
在刘备的设想中，大汉第三帝国的思想风格就讲究一个打破门户之见，兼采众长，不固定采取某家学术，而要展现出一定的学术自由的味道。
就比如法家，法家的确失之刚猛，但是秦的覆亡并不能完全怪罪法家，也有很多统治者的因素和当时的时代因素。
法家的很多东西的确严苛，但是法家所主张的以法治国，以及对人性的剖析和约束，还有反对复古、认为世界朝前发展的世界观，这些都是很有意义的。
反正刘备现身说法，认为自己遭到古文学派和今文学派的背刺就是儒家人性观的破灭。
他们自己都做不到自己所说的那些，还一味的要求宽仁，想来只是对他们自己的宽仁，对待其他人，就是要多严苛有多严苛了。
他们自己犯了错，罚酒三杯就过去了，而与他们作对的人，恨不能挫骨扬灰。
这一点就正好佐证了刘备之前决定扶正《汉律》而罢黜“春秋决狱”的事情，由此在朝野内外引起了大量的争论。
并且得到了相当数量的赞同意见。
哪怕本身就曾是儒家的学子，但是在此时此刻这个变革的时期，他们也没有把屁股坐死在儒家这边，而是跟随刘备一起深刻的反思独尊儒术这些年来的社会乱象。
只能说汉儒还远没有到明清那种僵化刻板的状态，他们还是善于反复横跳的。
另外，刘备也在《嘉德通义》里明确指出，世界不是一成不变的，指望世界一成不变，是愚蠢的。
在他看来，世界是不断朝前发展的，他深刻的赞同法家在世界观上的看法，认为一切的法律和制度都要随历史的发展而发展，既不能复古倒退，也不能因循守旧。
他尤其欣赏商鞅明确提出的【不法古，不循今】的主张，也非常欣赏韩非所提出的【时移而治不易者乱】的主张。
他坚决不赞同遇事就向古人要智慧，由此更进一步的批判了【春秋决狱】，把春秋决狱一脚踩在地上，还狠狠的跺了几下。
此之外，刘备还提出要严格依法办事，坚决维护其权威性。
他认为，古代法家坚决反对在律法之外讲仁爱、道德的做法是正确的，是有道理的。
他赞赏韩非子提出的“任法而治”，主张要在律法执行的过程之中排除一切人为的因素，以免【人存政举，人亡政息】。
如此一来，就算人死了，那么律法也会留存下来，正确的行为会成为一代又一代人们心中的准绳，不会因为一个人两个人的因素而出现扭曲。
这一点是刘备尤其花了很多笔墨来阐述的重点。
他深深地认为往后中国历史上很多的遗憾，都是因为这个至关重要的点没有在最该改变的时候得到改变而造成的，很多遗憾，真的从一开始就注定会成为遗憾，会成为悲剧。
人亡政息，是多少悲剧的源头呢？
两千多年前的韩非已经看到了这一点。
所以，他希望尽自己的全力，去做一些改变，去做一番斗争。
就算做不到，也算是奋斗过了。
在嘉德通义的其他篇章中，刘备还提出，法一旦颁布生效，就必须【官不私亲，法不遗爱】。
君臣要任法去私，坚持法作为规范社会的统一标准，而不在这个标准之外增添其他的标准。
刘备坚持认为儒学治国的一大隐患就是喜欢搞区别对待，搞刑不上大夫那一套，这样一来，犯罪的人不能得到惩戒，做善事的人不能得到褒奖，社会的秩序迟早会崩坏。
肉食者为了一时的利益而放弃了长治久安，最后自己也身死而族灭，这又是何等的愚蠢呢？
肉食者鄙，未能远谋，这是《左氏春秋》当中的名句，儒者们把这句话当作自己学派的经典传颂，并且认为这是对的。
但是在具体操作中，他们却又总是成为了自己口中的“肉食者”。
这是虚伪又悲哀的。
